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读完小学四年级后，因本村小学没有五年级，便转到邻村就读。说是邻村，其实离家还有十里八里地，还是上岭下坡的山路。

因为无法回家吃午饭，父母便给我买了一个铝杯，让我每天一早上学时，把午饭也带去。当时，跟我一起带饭上学的，还有村里的三五个同伴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后来读着读着，他们几个都不去了，来回的路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
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，有一天上午放学后，我坐在教室里，像往常一样，正要打开杯子吃饭，班主任周老师看见了，就说：“显志，又吃冷饭啊。”我怔怔地望着周老师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周老师说：“要升学考试了，你每天这么来回跑也不是个办法，还是住校吧。”我说：“可是，学校没有学生宿舍呀。”周老师说：“这个我来想办法。”随后，他安排我和其他几个家较远的同学，在他卧室上方的楼板上，铺上稻草，让我们“打通铺”，又找来了一架木梯，方便我们爬上爬下。至于一天三顿饭，周老师又安排我们几人，与仅有的两名公办老师在学校饭堂搭伙，问题也算解决了。

周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他普通话字正腔圆，读课文声情并茂，抑扬顿挫，极富感染力。至今回忆起来，总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，描写寿镜吾老先生读书时的情景：“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。”一次，周老师教我们《七律·长征》，教过之后，他点名让我站起来背诵。我学着周老师的样子，想读得有气魄一点，但第一句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，由于起调过高，“红军”二字声音又大，没想到从此以后，一个名叫杨益的同学，给我起了个绰号“红军”，进进出出地叫个不停，本就不活泼的我，变得更加内向了。后来，这事让周老师知道了，他批评了那名同学，还抚慰了我那敏感自卑的心灵。他说：红军英勇善战，是革命的队伍，被称为“红军”多光荣啊！

最难忘的是，周老师还经常在全班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。每当读完后，同学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让我小小的心灵鼓起了自信的风帆。更意想不到的是，周老师还让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公社的小学生作文比赛。后来才知道，所有参赛人员的比赛通知，是头天晚上通过公社广播站，面向全公社家家户户广播通知的，当时我们村上百户人家都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这让我和我的父母一下子在全村出了名。比赛结果揭晓，我居然获了奖，并代表全公社小学生参加更高一级的全区小学生作文大赛。参赛归来后，周老师买来一张大大的红纸，挥毫写下“向杨显志同学学习”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，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，一直贴到我小学毕业。

直到毕业那天，最后一次凝视墙上的字迹，我才意识到，那段被周老师点亮的岁月，即将成为回忆。当年9月，我顺利升上初中，再也不曾见周老师一面。不久，就听说周老师退休，回老家去了。周老师的家乡在哪里呢？当时我多想去看看我的周老师啊！可是，全县这么大，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少年而言，当年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世界！又过了几年，我高中毕业，远走新疆，一待就是8年，待我回家探亲，并应聘到广东时，已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了。这时，我向本村小学老师打听周老师的消息，却不幸得知，周老师早已作古了！我听罢，内心空落落、湿漉漉的，一个人来到村后的山上，久久地静听着山风在树林间低鸣回响。

人生易老天难老。半个世纪的风烟飞快掠过，没想到，如今的我也已年届花甲。在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，恍惚间我总能看到周老师的影子，听到他的声音——那挺直的背影，那诵读时微微仰起的头颅，那循循善诱的亲切话语，还有晨曦中带领我们奔跑的脚步声。

若时光真有灵犀，愿这迟来的回忆和告白，能乘一缕清风，拂过您长眠的山岗——敬爱的周老师，您看，您的学生，这辈子也活成了您的样子！